天津市第一中学是天津市教育委员会直属重点高级中学之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教育革新为发展服务计划”联系中心，是天津市第一位的窗口学校。其前身是组建于1947年9月的天津市立中学。1949年天津解放后，更名为天津市第一中学，简称天津一中。
 
　　对于一中的建校史，至今仍为许多老教师、老校友自豪不已。1941年，日寇铁蹄践踏下的天津，教育不得不走向殖民化。当时地处荣安街的汇文学校和地处大沽路的新学学校被迫迁址外地办学，日寇将其校址改为天津特别市二中、三中，连同当时的市一中（铃铛阁中学）都成为日伪时期殖民教育的重灾区。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草草将市一中（铃铛阁中学）划归河北省，市二中改为一中，市三中改为二中。但不久后，汇文、新学两校相继提出复校收回校址的要求，当时在汇文、新学两所学校的上学的学生一夜之间竟成为无处求学的“弃儿”。一群十几岁的学生，面对“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的民主浪潮，面对积贫积弱的国家和无能的政府，面对自己求学无所的悲惨处境，胸中升腾起炽烈的斗争之火！他们走上街头，要用自己的呐喊向国民党政府讨个公道，要夺回被无理剥夺的受教育的权利！在当时一中地下党组织织的领导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复校斗争就这样开始了。1947年5月8日进步学生手执写有“我们要校址” 的小旗，到当时伪市政府门前请愿，面对如此声势的复校请愿，当时的伪市长杜建时迫不得已接见了学生代表并答应尽快解决校舍问题。据当时参加请愿的校友王辉介绍，当时作为南开校友的市长杜建时公开道歉说：“今天看了市立一中学生的请愿队伍之整齐，看出我校教育之成功，爱南开是我的义务，爱一中是我的责任。校舍问题将尽快解决。”经过艰苦的斗争，1947年9月市立一中的学生终于在西安道上的旧英国兵营里开始了新学期的学习。今天一中的校址是当年的学生地下党组织及广大进步学生通过同国民党政府反复的、毫不妥协的斗争得来的。在这场斗争中，涌现出了以原外交部副部长田增佩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的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在一中的这段特殊经历，为他们后来从事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复校斗争的胜利，表明一中地下党坚强的战斗力，同时也为一中奠定了光荣的革命传统。时至今日，一中学生仍以政治上的成熟作为自己人生的不懈追求，每年我校都有在校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高中阶段写入党申请书的同学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中光荣革命传统的延续。

　　解放初期的天津市立第一中学是全市仅有的几所公立学校中最优秀的一所，是一所只招收男生的学校。天津市内家庭贫寒的孩子都争相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取这所教学水平一流、学费低廉的学校。据当年就读于一中的老校友回忆，那时的同学们衣着朴素，吃喝节俭。许多同学白天到校上课，放学后在路边卖报纸助学。因此，从那时开始一中就形成了“学习上比刻苦、生活上不怕艰苦”的好传统。许多家境贫寒的穷孩子正是在一中这片沃土上汲取营养，砥砺意志，放飞理想。

　　解放初期的一中校舍原为英国兵营，铁皮屋顶，阴暗潮湿，冬冷夏热，设施简陋，条件艰苦。但就是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迎着共和国成立的曙光走进一中的人们革命热情、学习热情无比高涨。在一中的学生中，有代表全市学生参加开国大典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的代表，有一批在抗美援朝战斗中屡建战功的英雄，有在1963年抗击津门特大洪水的战役中敢打硬仗的模范集体，有在校读书期间就已闻名全国的高水平运动员，有当时是校园文艺骨干后来则成长为享誉全国的艺术家。这些优秀的一中学子每当忆及自己的成长经历，都从内心感受到一中对自己的培养。一位校友在不久前返回母校时不禁道出：“一中育我成才路，终生不忘恩师情”的心声。著名歌唱家、一中校友李光曦曾感慨地回忆，一年他在美国巡回演出，一曲唱罢，台下的一位观众高声说：“李老师，我是一中的，刚到美国求学！”接着又有几名观众向李光曦伸出了手，一群一中学子邂逅海外，一种对一中的爱和对祖国的爱交织在了一起，他们热泪盈眶。从一中建校到文革前的17年时间，是一中在党的领导、关怀下，不畏困难、艰苦创业的17年。这17年一中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探索出了全面育人的基本经验，取得了优异的的办学成果，形成了以韦力、边叔阳、刘铁铮等为代表的一支当时在全国有相当影响的教师队伍。五六十年代，一中的高考升学率屡居兄弟校前列。一中的学生成为政治上坚定、学识上扎实、文艺体育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天津一中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夺取政权后成功办学的典型！